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让打“假官司”者付出“真代价”》的评论。
“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、理由不符合常理；诉讼标的额与原告经济状况严重不符；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、关联关系等利害关系，诉讼结果可能涉及案外人利益；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，在诉讼中没有实质性对抗辩论……”为加大虚假诉讼整治力度，最高法日前发布《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》，总结了甄别虚假诉讼的八大特征表现，还发布了10件整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。
一纸看似普通的民间借贷合同，背后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了规避经济适用房5年内不准上市交易的政策，买卖双方经过“专业人士”指点，编造借贷关系，并约定到期还不了钱把房子抵给对方，双方果真拿到由法院出具的以房抵债调解书，并成功办理了过户手续。
这种虚假诉讼俗称为打“假官司”，一般表现是当事人或虚构案件事实，或捏造法律关系，或伪造诉讼证据，炮制出假案子、假讼争，意图利用法院裁判权和执行权，实现非法目的。虚假诉讼不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，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，还败坏社会风气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。
这些虚假诉讼既有“单方欺诈型”，如原夫妻关系一方为了转移财产逃避执行，拿着虚假离婚协议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；也有“双方串通型”，如公司跟员工恶意串通，虚构劳动债权骗取拆迁补偿款。还有个别律师为当事人出谋划策，共同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，甚至还有司法人员“暗中相助”。前述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例中，当地县法院副院长利用职权，参与实施虚假诉讼，在房产过户中起了关键作用。
近年来，这类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件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。为打击虚假诉讼，2015年实施的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，增设了“虚假诉讼罪”；今年初，最高法等印发了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的工作意见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虚假诉讼案件隐蔽性强，难以精准识别；当事人违法成本低、获益高等问题依然难解。
一些地方法院为此做了有益的探索。比如，江苏高院研发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，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，更有效地帮助法官识别虚假诉讼案件。同时，最高法根据浙江的经验，要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建立虚假诉讼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在依据虚假诉讼罪打击刑事犯罪，以及让违法者承担民事责任外，引入信用惩戒机制，将更有力地威慑不法行为人、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。
随着多种整治措施的加强，虚假诉讼将越来越难以“藏身”，过去靠钻法律空子获利的违法者，将会惹上“真麻烦”。2020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纠正虚假诉讼10090件，对涉嫌犯罪的起诉1352人，同比分别上升27.9％和6.5％。最高法此次公布的《意见》，对打击虚假诉讼更细化有力，如果能构建贯穿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全过程的整治机制，把好入口关和出口关，将有助于不让一个虚假诉讼进来，力保不让一个虚假诉讼出去。
打击虚假诉讼，是一项长期性、系统性工程，需要多部门联动、协同治理。一位法院人士曾向记者吐槽，不同法院之间缺乏审判信息沟通平台，法院与检察院、公安机关等也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共享渠道，法官办案时难以全面掌握当事人财产状况、信用记录等信息。处理虚假诉讼案件中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，实践中存在争议。此次最高法进一步明确了法院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，要求有关法院做好程序衔接，保持刑民协同。
此外，各责任部门还应加强沟通，形成合力，在全社会营造不敢、不能、不愿虚假诉讼的法治环境，解决受害人在法律救济中遇到的移送难、立案难问题，避免他们遭受损失后告状无门。
